通信-出自《集外集》
通信〔１〕
霉江先生：
如果“叛徒”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，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，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，只有暗箭罢了。
所以想有战线，必须先有敌人，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，若现在，则正如来信所说，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。
我对于《语丝》的责任，只有投稿，所以关于刊载的事，不知其详。至于江先生的文章〔２〕，我得到来信后，才看了一点。
我的意见，以为先生太认真了，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。
先生大概年纪还青，所以竟这样愤慨，而且推爱及我，代我发愁，我实在不胜感谢。这事其实是不难的，只要打听大学教授陈源（即西滢）先生，也许能够知道章士钊〔３〕是否又要“私禀执政”，因为陈教授那里似乎常有“流言”飞扬。但是，这不是我的事。
鲁迅。九月一日。
备考：来信
鲁迅先生：
从近来《现代评论》之主张单独对英以媚亲日派的政府，侮辱学界之驱章为“打学潮糊涂账”以媚教育当局，骂“副刊至少有产生出来以备淘汰的价值”以侮辱“青年叛徒”及其领导者，藉达其下流的政客式的学者的拍卖人格的阴谋等等方面看来，我们深觉得其他有良心的学者和有人格的青年太少，太没有责任心，太怯懦了！
从牠的消售数目在各种周刊之上看（虽然有许多是送看的），从牠的页数增加上看，我们可以知道卑污恶浊的社会里的读者最欢迎这类学术界中的《红》，《半月》或《礼拜六》。自从《新青年》停刊以后，思想界中再没有得力的"缰南拭鞯某宸娑恿恕Ｈ缃瘛*新青年的老同志有的投降了，有的退伍了，而新的还没练好”，而且“势力太散漫了。”我今天上午着手草《联合战线》一文，致猛进社，语丝社，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，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，印行一种刊物，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：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《甲寅》，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好的《现代评论》。我正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，Ｎ君拿着一份新出来的《语丝》，指给我看这位充满“阿Ｑ精神”兼“推敲大教育家”江绍原的“小杂种”，里面说道，“至于民报副刊，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。”江君翻打自己的嘴巴，乱生“小杂种”，一被谑于米先生（见京报副刊），再见斥于作《阿Ｑ的一点精神》（见民报副刊）的辛人，老羞成怒，竟迁怒到民副记者的身上去了。最巧妙的是江君偏在不入大人老爷之×（原刊不清）的语丝上诡谲地加上“有人说”三个字。Ｎ君××（原刊不清）“大约这位推敲大家在共出十五期的民副上，曾推出一句共产的宣来同而睡，（原刊如此）时对于这位归国几满三年，从未作过一句宣传的文章，从未加入任何政党，从未卷入任何风潮，从未作任何活动的民副记者——一个颓废派诗人梭罗古勃的爱慕者，也终不能查出共产党的证据，所以只能加上‘有人说’三字，一方面可以摆脱责任，一方面又可造谣。
而拈阄还凑巧正拈到投在语丝上……”我于是立刻将我的《联合战线》一文撕得粉碎；我万没想到这《现代评论》上的好文章，竟会在《语丝》上刊出来。实在，在这个世界上谁是谁的伙伴或仇敌呢？我们永远感受着胡乱握手与胡乱刺杀的悲哀。
我看你们时登民副记者的文章，那末，你不是窝藏共产党的（即使你不是共产党）么？至少“有人说”你是的。章士钊褫你的职还不足以泄其愤吧，谨防着他或者又会“私禀执政”把你当乱党办的。一笑。
下一段是Ｎ君仿江绍原的“小杂种”体编的，我写
的——
“……胡适之怎样？……想起来了，那位博士近来盛传被‘皇上’‘德化’了，招牌怕不香吧。
“陈西滢怎样？……听说近来被人指为‘英日帝国主义者和某军阀的走狗章士钊’的‘党徒’……
“至于江绍原，有人说他是一般人所指为学者人格拍卖公司现代评论社的第O支部总经理。……”本函倘可给莽原补白，尚祈教正，是荷。
霉江谨上。
【注解】
〔１〕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《莽原》周刊第二十期。
〔２〕 江先生 即江绍原，安徽旌德人，当时北京大学讲师。他在《语丝》周刊第四十二期（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）发表《仿近人体骂章川岛》一文，其中多用反话，如说“至于《民报》副刊，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”等，霉江误以为是正面的诬蔑，表示愤慨。
〔３〕 章士钊（１８８１—１９７３） 字行严，湖南长沙人，当时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。他在所办的《甲寅》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，常有“密呈执政”和“密言于执政”一类话。
通信〔１〕
未名先生：
多谢你的来信，使我们知道，知道我们的《莽原》原来是“谈社会主义”的。
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，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。一个已经足够了，何况是聚起来成了“会”。他们的根据，就在“教授”，这是明明白白的。我想他们的话在“会”里也一定不会错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们是教授。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，常是这样：“赵太爷说对的，还会错么？他田地就有二百亩！”
至于《莽原》，说起来实在惭愧，正如武昌的Ｃ先生来信所说，不过“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”。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，口吐白沫，只是没有研究过，所以也没有谈，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。“为什么要办刊物？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。为什么要宣传主义？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”这一类的教授逻辑，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。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，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，富翁变成乞丐的。——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。
你的名字用得不错，在现在的中国，这种“加害”的确要防的。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，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〔２〕。《现代评论》上有人发议论〔３〕道，“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，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？”你看他多么“心上有杞天之虑”〔４〕？
鲁迅。六，九。
顺便答复Ｃ先生：来信已到，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。
备考：来信
鲁迅先生：
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，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，大概也有一二种；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，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。
有一天，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《莽原》，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——或者是评议会，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，说《莽原》是谈社会主义的，不能订。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，终究订了。
我自从听到《莽原》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，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，重行翻阅一回，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。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？——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。这是要问你的一点。
因为我喜欢看《莽原》，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，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，自然是要起恐慌的。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，像洪水猛兽的一般，——在他们看起来。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，就像从前“有图画的本子，就要被塾师，就是当时的‘引导青年的前辈’禁止，呵斥，甚而至于打手心”一样。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《莽原》，而要我去读“人之初性本善”，至于呵斥，打手心，所以害怕得要死。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，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。
有此两点，所以要问你，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，比较的真确——不是放屁，所以要问你，要问你《莽原》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。
六，一，未名于武昌。
我并不是姓未名名，也不是名未名，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，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。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，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，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，所以不写出来。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，就名之曰未名。
【注解】
〔１〕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十二期。
〔２〕 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，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《京报副刊》发表《可怕与可杀》一文，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“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”。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，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，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。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。
〔３〕 指牛荣声的《开倒车》一文，见《现代评论》第七十八期（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），其中说：“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‘开倒车’，照他们的主张，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，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，方不是‘开倒车’。不过大家要细想：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，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。”
〔４〕 “心上有杞天之虑” 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“杞人忧天”而成的不通的文句。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《晨报》的《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