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五经》书籍的社会影响
汉武帝罢黜百家,尊崇儒术,“五经”立于学宫,取得了统治思想的最高地位。
此后,直至清末,这五种书均为学校教材。两千多年来,很多学者致力于对它们的研究,形成许多流派,写了很多注释和发挥其意义的书。
西汉时代的人把孔丘所编定的书叫做"经",认为它是万古不变的真理,而把战国以后相传的解释叫做"传"。东汉时代的人给经、传文句作注解,叫做“注”或“笺”。
唐代又有人为注作解释,叫做“疏”,作疏不能违反注文的意义,所以疏都遵守汉人的说法。到了宋代,学者研究经学的风气有很大改变,他们抛开了汉儒注疏的传统,不在名物训诂上多用功夫,而是根据他们的理学观点来解释经文。
“五经”的文本,经过秦代焚书散失无存,汉初有人凭记忆重新编撰。汉成帝时,刘向校定“五经”,搜集各种文本互相比勘,决定正误。汉灵帝熹平年间,蔡邕等订正“五经”,刻石立于太学,称为 “熹平石经”,作为政府的官书,使天下经文都以此为标准。
唐太宗时考定“五经”,颁行天下;高宗永徽中,颁行孔颖达等人编的《五经正义》,令学者传习,明经科据此考试。宋以后,以朱熹学派的解释作为学校的学习标准。明永乐年间,编印《四书五经大全》,作为学校的主要教材。
到了清代,有些人对汉、唐人的注疏感到兴趣,重新钻研汉人的经学。但这只是私人学者的工作,在国家法令方面,仍以朱熹学派的解释为标准。
宋儒认为“四书”是学习“五经”的阶梯,掌握了“四书”的要领,才可以进一步学习“五经”。因此,元、明、清的士人常常先读“四书”。根据科举考试的要求,“四书”必读,“五经”可以专习其中任何一种。
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是中国封建时代教育的主要教材,是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、历史、政治、教育的重要依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