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尉缭子》的历史记载

　　《尉缭子》《尉缭子》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，《武经七书》之一。历有着录，但篇数不等，有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及明、清刊本等存世，5卷，24篇，9000余字。另唐魏征《群书治要》辑存4篇；1972年，银雀山汉初墓出土残简6篇，与其他版本相应之篇大同小异。《隋书.经籍志》注称《尉缭子》作者为尉缭，梁惠王时人”，有疑为秦王政时尉缭所作，也有疑为后人伪托。据现有资料推断，成书似在战国中期。

　　《尉缭子》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，以南宋刻《武经七书》本为最古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杂家著录《尉缭》二十九篇，兵形势家著录《尉缭》三十一篇。据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的《经籍志》和《唐书·艺文志》，传世的是杂家的《尉缭》。其篇数与《汉书》不符，当因在流传过程中有部分亡佚。该书内容大部分论兵，因此宋以后多视为兵家著作，但其论兵，与《汉书》所谓兵形势家异趣，有人以为即《汉书》兵形势家的《尉缭》，恐不可信。《汉书》杂家《子晚子》下注有“齐人，好议兵，与司马法相似”，可见今所传《尉缭子》有可能列入杂家。

　　唐初的《群书治要》节录了《尉缭子》四篇。1972年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前期墓所出竹简，也有与《尉缭子》相合的竹书六篇。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，今本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，篇名往往与竹书不合，但基本上没有后人添加的东西。

　　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秦王政十年(前237)“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”，秦王以为国尉。《尉缭子》疑即此人所作。今本首篇《天官》的第一句作“梁惠王问尉缭子曰”，惠王死于公元前319年，尉缭不能与之相及，此句“惠”字可能为后人臆增（但《隋书》所据本已有此字）。或以为魏有二尉缭，一在惠王时，为兵家，今所传《尉缭子》即其所作；一为战国末入秦者，杂家《尉缭》为其所作。此说恐不可信。

　　《尉缭子》反对军事上相信“天官时日、阴阳向背”的迷信观念，强调政治、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，见识颇高。其思想有糅合儒、法、道各家的倾向，这大概是该书被列入杂家的原因。后半部《重刑令》以下十二篇，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。

　　《尉缭子》围绕“刑德可以百胜”之说，广泛论述用兵取胜之道。天官、兵谈、制谈、武议、治本等篇，着重论述战争与政治、经济的关系等；战威、攻权、守权、战权等篇，主要论述攻守权谋和战法；将理、十二陵、重刑令、伍制令、分塞令、兵教、兵令等篇，着重论述治军原则、要求及各种军事律令。

　　它强调农战，富国强兵。认为“土广而任则国富，民众而治〔制〕则国治”，这样才能“威制天下”(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，下同)。它强调人事，专篇论述靠天官(天象)、阴阳、求鬼神等，“不若人事”，不如“求己”，注意人在战争中的作用。在文武的关系上，提出“兵者，以武为植(支干)，文为种(根基)；武为表，文为里”的卓越见解，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、是政治的表现的意思。这在古代军事思想史上是一个进步和发展。

　　它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，讲究“廊庙”决策，主张“权敌审将而后举兵”，“先料敌而后动”。在攻守上，讲奇正，重变通，注意争取主动。在进攻中，主张先发制人，出其不意；并论述了前锋、后续部队与大军的任务区分和行动配合。防守时，要守不失险，鼓舞士气，守军与援军要“中外相应(内外配合)”，“守必出之(必要的出击)”，这种守中有攻的思想是积极的。

　　它在治军上主张“制必先定”，赏罚严明，强调三点：将帅要爱威并施，执法公允，并要以身作则，暑不张盖，寒不重衣，临战忘身；把教练作为必胜之道，论述了训练的目的、方法、步骤，提出分级教练及大部队合练的要求；“号令明，法制审(缜密)”，使军令、军制完备，赏罚有据。其所拟制的一系列律令，内容最为丰富、具体、突出。其中有战斗编组、队形、指挥信号，平时和战时奖惩，士卒官将上下联保，营区划分、宿营、戒严、通行以及旗色、着装、徽章等规定。这些都留存了中国早期的战斗、内务、纪律等方面法规性的一些具体内容，为其他先秦兵书所少见，对研究中国军制史有重大价值。

　　《尉缭子》具有素朴的唯物和辩证思想，大致反映战国时军队和战争情况，继承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吴子》有关军事思想。其所论甚广博，颇得用兵之意，对后世有重要影响。唐、宋时杜牧、何延锡、张预都引有《尉缭子》文注释《孙子》，在一些类书和兵书中亦多引述。该书主张重刑、杀戮，甚至称道“善用兵者，能杀卒之半”，可“威加海内”，反映了封建阶级治军思想的残暴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