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书的评价

　　后世学者对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评价大异，或褒《史记》贬《汉书》，或褒《汉书》贬《史记》。唐朝以前比较重视《汉书》，宋朝以后较看重《史记》。

　　晋人张辅论班固、司马迁说：“迁之著述，辞约而事举，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；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，烦省不同，不如迁一也。良史述事，善足以奖劝，恶足以监诫，人道之常。中流小事，亦无取焉，而班皆书之，不如二也。毁贬晁错，伤忠臣之道，不如三也。迁既造创，固又因循，难易益不同矣。又迁为苏秦、张仪、范睢、蔡泽作传，逞辞流离，亦足以明其大才。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，叙实录则隐核名检，此所以迁称良史也。”[2]

　　郑樵对于《汉书》有过批评的激烈，他认为班固写史“断汉为代”，缺乏会通，使古今的联系中断，“……自《春秋》之后，唯《史记》擅制作之规模，不幸班固非其人，遂失会通之旨，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。”（《通志》总序）。

　　另外郑樵《通志》里还说：“班固浮华之士，全无学术，专事剽窃。”因为班固写过《两都赋》、《幽通赋》的文章，故而说他是“浮华之士”，又说“迁之于固，如龙之于猪，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。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！”（《通志》总序），已近乎人身攻击，有失学者风度。

　　清人章学诚说：“迁书通变化，而班氏守绳墨，以示包括也。就形貌而言，迁书远异左氏，而班史近同迁书。盖左氏体直，自为编年之祖；而马班曲备，皆为纪传之祖也。推精微而言，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，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。盖迁书体圆用神，多得尚书之遗，班氏体方用智，多得官礼之意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