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苏轼集》第五十卷(南省说书十道)

  《左传三道·问供养三德为善》苏轼

  对:《易》者,圣人所以尽人情之变,而非所以求神于卜筮也。
  自孔子没,学者惑乎异端之说,而左丘明之论尤为可怪,使夫伏羲、文王、孔子之所尽心焉者,流而入于卜筮之事,甚可悯也。
  若夫季友、竖牛之事,若亲见而指言之,固君子之所不取矣。
  虽然,南蒯之说,颇为近正。
  其卦遇《坤》之《比》,而其繇曰“黄裳元吉”。
  “黄者,中之色也;裳者,下之饰也;元者,善之长也”。
  夫以中庸之道,守之以谦抑之心,而行之以体仁之德,以为文王之兆,无以过此矣。

  虽然,君子视其人,观其德,而吉凶生焉。
  故南蒯之筮也,遇《坤》之《比》,而不祥莫大焉。
  且夫负贩之夫,朝而作,暮而息,其望不过一金之储。
  使之无故而得千金,则狂惑而丧志。
  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,安得不狂惑而丧志哉。
  故曰:“供养三德为善。”
  又曰:“参成可筮。”
  而南蒯无以当之,所以使后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。
  穆姜筮于东宫,遇《艮》之《八》。
  史曰:“是谓《艮》之《随》。”
  其繇曰“元亨利贞”。
  而穆姜亦知其无以当之。
  故左氏之论《易》,唯南蒯、穆姜之事为近正。
  而其馀者,君子之所不取也。
  杜预之论得之矣,以为《洪范》稽疑之说,通龟筮以同卿士之数。
  学者观夫左氏之书,而正之以杜氏之说,庶乎其可也。
  谨对。

  《左传三道·问小雅周之衰》苏轼

  对:《诗》之中,唯周最备,而周之兴废,于《诗》为详。
  盖其道始于闺门父子间,而施及乎君臣之际,以被冒乎天下者,存乎《二南》。
  后稷、公刘、文、武创业之艰难,而幽、厉失道之渐,存乎《二雅》。
  成王纂承文、武之烈,而礼乐文章之备,存乎《颂》。
  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诸侯者,存乎《王·黍离》。
  盖周道之盛衰,可以备见于此矣。
  《小雅》者,言王政之小,而兼陈乎其盛衰之际者也。
  夫幽、厉虽失道,文、武之业未坠,而宣王又从而中兴之故,虽怨刺并兴,而未列于《国风》者,以为犹有王政存焉。
  故曰:“《小雅》者,兼乎周之盛衰者也。”
  昔之言者,皆得其偏,而未备也。
  季札观周乐,歌《小雅》,曰:“思而不贰,怨而不言,其周之衰乎?”《文中子》曰:“《小雅》乌乎衰?其周之盛乎!”札之所谓衰者,盖其当时亲见周道之衰,而不睹乎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也。
  文中子之所谓盛者,言文、武之馀烈,历数百年而未忘,虽其子孙之微,而天下犹或宗周也。
  故曰:二子者,皆得其偏而未备也。
  太史公曰: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,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”
  当周之衰,虽君子不能无怨,要在不至于乱而已。
  《文中子》以为周之全盛,不已过乎。
  故通乎二子之说,而《小雅》之道备矣。
  谨对。

  《左传三道·问君子能补过》苏轼

  对:甚哉,圣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。
  朝而为盗跖,暮而为伯夷,圣人不弃也。

  孟僖子之过也,其悔亦晚矣,虽然,圣人不弃也,曰:犹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。

  孟僖子之过,可悲也已。
  仲尼之少也贱,天下莫知其为圣人。
  鲁人曰:“此吾东家丘也。”
  又曰:“此邹人之子也。”
  楚之子西,齐之晏婴,皆当时之所谓贤人君子也,其言曰:“孔丘之道,迂阔而不可用。”
  况夫三桓之间,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贤哉!僖子之病也,告其子曰:“孔丘,圣人之后也。
  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。

  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。
  华父督之乱无罪而绝于宋。
  其后必有圣人。
  今孔丘博学而好礼,殆其是欤?尔必往师之以学礼。”
  呜呼,孔子用于鲁三月,而齐人畏其霸。
  以僖子之贤,而知夫子之为圣人也,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,则鲁作东周矣,故曰孟僖子之过,可悲也已。
  虽然,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,自僖子始。
  敬叔学乎仲尼,请于鲁君而与之车,使适周而观礼焉,而圣人之业,然后大备。
  僖子之功,虽不能用之于未亡之前,而犹能救之于已没之后。
  左丘明惧后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,故丁宁而称之,以为补过之君子。
  昔仲虺言汤之德曰:“改过不吝。”
  夫以圣人而不称其无过之为能,而称其改过之为善,然则补过者,圣人之徒欤?孟僖子者,圣人之徒也。
  谨对。

  《穀梁四道·问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》苏轼

  对:《三传》侵伐之例,非正也。
  《左氏》:“有钟鼓曰伐,无曰侵。”
  《公羊》:“粗曰侵,精曰伐。”
  《穀梁》:“包人民驱牛马曰侵,斩树木坏宫室曰伐。”
  愚以谓有隙曰侵,有辞曰伐。
  齐桓公侵蔡,隙也。
  蔡溃,遂伐楚,辞也。
  司马九伐之法,负固不服则侵之,贼贤害民则伐之。
  然则负固不服者近乎隙,贼贤害民者近乎辞。
  周之衰也,诸侯相吞,而先王之疆理城郭盖坏矣,故侵伐之间,夫子尤谨而书之。
  盖古者有分土而无分民,诸侯之侵地者,犹不容于《春秋》,而况包人民驱牛马哉!桓公侵蔡,不书所侵之地者,侵之无辞也。
  楚子入陈,乡取一人,谓之夏州。
  《春秋》略而不书,以谓驱民之非正也。
  呜呼,春秋之际,非独诸侯之相侵也,晋侯取天子之田,而阳樊之人不服,愚又知春秋之不忍书乎此也。
  谨对。

  《穀梁四道·问鲁犹三望》苏轼

  对:先儒论书“犹”之义,可以已也。
  愚以为不然。
  《春秋》之所以书“犹”者二,曰如此而犹如此者,甚之之辞也。
  “公子遂如齐,至黄乃复。
  辛巳,有事于太庙,仲遂卒于垂。
  壬午,犹绎。
  万入去龠”是也。
  曰不如此而犹如此者,幸之之辞也。
  “闰月不告月,犹朝于庙”、“不郊,犹三望”是也。
  夫子伤周道之衰,礼乐文章之坏,而莫或救之也。
  故区区焉掇拾其遗亡,以为其全不可得而见矣,得见一二斯可矣,故“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”者,悯其不告月而幸其犹朝于庙也。
  “不郊犹三望”者,伤其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也。
  夫郊祀者,先王之大典,而夫子不得亲见之于周也,故因鲁之所行郊祀之礼而备言之耳。
  《春秋》之书三望者,皆为不郊而书也。
  或“卜郊,不从,乃免牲,犹三望”,或“郊牛之口伤,改卜牛,牛死。
  乃不郊,犹三望”,或“鼷鼠食郊牛角,改卜牛,鼷鼠又食其角,乃免牛。
  不郊,犹三望。”
  《穀梁传》曰:“乃者,亡乎人之辞也。
  犹者,可以已之辞也。”
  且夫鲁虽不郊而犹有三望者存焉,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遗典也。
  若曰可以已,则是周之遗典绝矣。
  或曰:鲁郊,僣也。
  而夫子何存焉!曰:鲁郊,僣也。
  而夫子不讥。
  夫子之所讥者,当其罪也。
  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,成王也。

  受天子之礼乐者,伯禽也。
  《春秋》而讥鲁郊也,上则讥成王,次则讥伯禽。
  成王、伯禽不见于经,而夫子何讥焉。
  故曰“犹三望”者,所以存周之遗典也。
  范宁以三望为海、岱、淮。
  《公羊》以为太山、河、海。
  而杜预之说最备,曰:分野之星,及国中山川,皆因郊而望祭之。
  此说宜可用。
  谨对。

  《穀梁四道·问鲁作丘甲》苏轼

  对:先王之为天下也,不求民以其所不为,不强民以其所不能,故其民优游而乐易。
  周之盛时,其所以赋取于民者,莫不有法,故民不告劳,而上不阙用。

  及其衰也,诸侯恣行,其所以赋取于民者,唯其所欲,而刑罚随之,故其民至于穷而无告。
  夫民之为农,而责之以工也,是犹居山者而责之以舟楫也。
  鲁成公作丘甲,而《春秋》讥焉。
  《穀梁传》曰:“古者农工各有职。
  甲,非人人之所能为也。
  丘作甲,非正也。”
  而杜预以为古者四丘为甸,甸出长毂一乘,戎马四匹,牛十二头,甲士三人,步卒七十二人,而鲁使丘出之也。
  夫四丘而后为甸,鲁虽重敛,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!哀公用田赋,曰二吾犹不足。
  而夫子讥其残民之甚,未有四倍而取者也。
  且夫变古易常者,《春秋》之所讥也。
  故书作三军、舍中军、初税亩、作丘甲、用田赋者,皆所以讥政令之所由变也。
  而《穀梁》、杜氏之说如此之相戾,安得不辨其失而归之正哉!故愚曰《穀梁》之说是。
  谨对。

  《穀梁四道·问雩月何以为正》苏轼

  对:雩者,先王所以存夫爱民之心而已也。
  天之应乎人君者,以其德,不以其言也。
  人君修其德,使之无愧乎其中,而又何祷也。
  虽然,当岁之旱也,圣王不忍安坐而视民之无告,故为之雩。
  雩者,先王之所以存夫爱人之心而已也。
  为传者不达乎此,而为是非纷纷之论,亦可笑矣。
  《穀梁传》曰:“月雩,正也。

  秋大雩,非正也。
  冬大雩,非正也。
  月雩之为正,何也?其时穷,人力尽,是月不雨,则无及矣。
  雩之必待其时穷,人力尽,何也?雩者,为旱请也。
  古人之重请。
  以为非让也。”
  呜呼,为民之父母,安视其急,而曰毛泽未尽,人力未竭,以行其区区之让哉!愚以为凡书雩者,记旱也。
  一月之旱,故雩书月。
  一时之旱,故雩书时。
  书雩之例,时、月而不日。
  唯昭公之末年,七月,上辛,大雩。
  季辛,又雩。
  而昭公之雩,非旱雩也。
  《公羊》以为又雩者,聚众以逐季氏。
  然则旱雩之例,亦可见矣。
  《传例》曰:“凡灾异,历日者月、历月者时、历时者加日。”
  又:“雩,记旱也。
  旱,记灾也。”
  故愚以此为例。
  谨对。

  《公羊三道·问大夫无遂事》苏轼

  对:《春秋》之书遂一也,而有善恶存焉,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。
  利害出于一时,而制之于千里之外,当此之时而不遂,君子以为固。
  上之不足以利国,下之不足以利民,可以复命而后请,当此之时而遂,君子以为专。
  专者,固所贬也,而固者,亦所讥也。
  故曰:《春秋》之书遂一也,而有善恶存焉,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。
  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,遂及齐侯、宋公盟。
  《公羊传》曰:“媵不书,此何以书?以其有遂事书。
  大夫无遂事,此其言遂何?大夫出疆,有可以安国家、利社稷,则专之可也。”
  公子遂如周,遂如晋。
  《公子》亦曰:“大夫无遂事。
  此其言遂何?公不得为政也。”
  其书遂一也,而善恶如此之相远,岂可以不察其实哉。
  《春秋》者,后世所以学为臣之法也。
  谓遂之不讥,则愚恐后之为臣者,流而为专。
  谓遂之皆讥,则愚恐后之为臣者,执而为固。
  故曰:观乎当时之实而已矣。
  西汉之法,有矫诏之罪,而当时之名臣,皆引以为据。
  若汲黯开仓以赈饥民,陈汤发兵以诛郅支,若此者,专之可也。
  不然,获罪于《春秋》矣。
  谨对。

  《公羊三道·问定何以无正月》苏轼

  对:始终授受之际,《春秋》之所甚谨也。
  无事而书首时,事在二月而书王二月,事在三月而书王三月者,例也。
  至于公之始年,虽有二月、三月之书,而又特书正月。
  隐元年:“春王正月;三月,公及邾仪父盟于蔑。”
  庄元年:“春王正月;二月,夫人孙于齐。”
  所以揭天子之正朔,而正诸侯之始也。
  《公羊传》曰:“缘民臣之心,不可一日无君。
  缘始终之义,一年不二君。
  不可旷年无君。”
  故诸侯皆逾年即位而书正月。
  定公元年书曰:“王三月,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。”
  先儒疑焉,而未得其当也。
  尝试论之。
  《春秋》十有二公,其得终始之正而备即位之礼者四,文公、成公、襄公、哀公也。
  摄而立,不得备即位之礼者一,隐公也。
  先君不以其道终,而已不得备即位之礼者六,桓公、庄公、闵公、僖公、宣公、昭公也。
  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又在外者二,庄公、定公也。
  在外逾年而后至者一,定公也。
  且夫先君虽在外不以其道终,然未尝有逾年而后至者,则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尝一日无君,而定公之元年鲁之统绝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续也。
  正月者,正其君也。
  昭公未至,定公未立,季氏当国,而天子之正朔将谁正耶?此定之所以无正月也。
  《公羊传》曰:“正月者,正即位也。
  定无正月者,即位后也。

  定、哀多微辞。”
  而何休以为昭公出奔,国当绝,定公不得继体奉正,故讳为微词。
  呜呼!昭公绝而定公又不得立,是鲁遂无君矣。
  《穀梁》以为昭无正终,故定无正始。
  观庄公元年书正,则不言而知其妄矣。
  谨对。

  《公羊三道·问初税亩》苏轼

  对:古者公田曰藉,藉,借也,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。
  《诗》曰:“雨我公田,遂及我私。”
  言民之必先公田也。
  《传》曰:“私田稼不善,则非吏;公田稼不善,则非民。”
  言上之必恤私田也。
  民先其公,而上恤其私,故民不劳而上足用也。
  宣公无恩信于民,民不肯尽力于公田,故按行择其善亩而税之。
  《公羊传》曰:“税亩者何?履亩而税也。”
  夫民不尽力于公田者,上之过也。
  宣公不责已悔过,而择其善亩而税之,宜其民之谤讟而灾异之作也。
  税亩之明年冬,蝝生。
  《公羊》传曰:“蝝生不书,此何以书?幸之也,犹曰受之云尔。
  上变古易常,应是而有天灾,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。”
  何休以为宣公惧灾复古,故其后大有年。
  愚以为非也。
  按《春秋》书“作三军”,后又书“舍中军”。
  书“跻僖公”,后又书“从祀先公”。
  事之复正,未尝不书。
  宣公而果复古也,《春秋》当有不税亩之书。
  故何休之说,愚不信也。
  谨对。

  ◎迩英进读进读八首)

  《汉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》苏轼

  轼以谓汉高祖、唐高祖皆创业之贤君,季布、屈突通皆一时之烈丈夫。
  惟烈丈夫,故能以身殉主,有死无二。
  惟贤君,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杀士。
  此可以为万世臣主之法。

  《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》苏轼

  轼以谓古者贤君用人,无内外轻重之异,故虽杜延年名卿,不免出为边吏。

  治效不进,则诘责之,既进,则褒赏之。
  所以历试人才、考核事功盖如此。
  孝宣之治,优于孝文者以此也。
  马周谏唐太宗,亦以为言。
  治天下者,不可不知也。

  《叔孙通不能致二生》苏轼

  轼以谓叔孙通制礼,虽不能如三代,然亦因时施宜,有补于世者。
  鲁二生非之,其言未必皆当,通以谓不知时变,亦宜矣。
  然谨按扬子《法言》:昔齐鲁有大臣,史失其名,或曰,如何其大也?曰,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,聘先生于齐鲁,所不能致者二人。
  由此观之,大臣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,然后中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。
  若与时上下,随人俯仰,虽或适用于一时,何足谓之大臣为社稷之卫哉!《狄山论匈奴和亲》苏轼

  轼谨按,汉制,博士秩皆六百石耳。
  然朝廷有大事,必与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议可否。
  盖亲儒臣,尊经术,不以小臣而废其言。
  故狄山得与张汤争议上前。

  此人臣之所甚难,而人主之所欲闻也。
  温颜以来之,虚怀以受之,犹恐不敢言,又况如武帝作色凭怒,致之于死乎?故汤之用事,至使盗贼半天下,而汉室几乱,盖起于狄山之不容也。

  《唐太宗梦虞世南》苏轼

  (或题作汉武帝唐太宗优劣)轼谓古之贤君,知直臣之难得,忠言之难闻,故生则尽其用,殁则思其言,想见其人,形于梦寐,可谓乐贤好德之主矣。
  汉武帝雄材大略,不减太宗。
  汲黯之贤,过于世南。
  世南已互,太宗思之。
  汲黯尚存,而武帝厌之。
  故太宗之治,几于刑措,而武帝之政,盗贼半天下,由此也夫!《文宗访郑公后得魏謩》苏轼

  轼观唐文宗览贞观事而思郑公之后,亦有意于善治矣。
  虽然,唐室凌迟,未易兴起,非高才伟人,无足以图之。
  而信训、注之狂谋,几陨宗社。
  良可叹已。

  至于奖魏谟之极谏,愿处于无过之地,亦贤君之用心也。

  《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》苏轼

  轼窃谓士大夫砥砺名节,正色立朝,不务雷同以固禄位,非独人臣之私义,乃天下国家所恃以安者也。
  若名节一衰,忠信不闻,乱亡随之,捷如影响。
  西汉之末,敢言者惟王章、朱云二人,章死而云废,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、孔光之流耳。
  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,恣取神器如反掌。
  唐开元之末,大臣守正不回,惟张九龄一人。
  九龄既已忤旨罢相,明皇不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。
  治乱之机,可不慎哉!《颜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禄山》苏轼

  轼以谓古者任人,无内外轻重之异,故虽汉宣之急贤,萧望之之得君,犹更出治民,然后大用。
  非独以历试人材,亦所以维持四方,均内外之势也。
  唐开元、天宝间,重内轻外,当时公卿名臣,非以罪责不出守郡,虽藩镇师守,自以为不如寺监之僚佐,故郡县多不得人。
  禄山之乱,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贼,独有一颜真卿,而明皇初不识也。
  此重内轻外之弊,不可不为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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