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对放任与干预的看法

　　司司马迁马迁认为农、虞、工、商所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，是合乎自然地在那里发展的，并不需要行政命令约束。每个人都“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征贵，贵之征贱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，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邪？”因此，他认为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最好听其自然，“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”。所以，他对汉初的经济政策是赞许的，他认为，“汉兴，海内为一，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，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，得其所欲”（《货殖列传》）。他对汉武帝时所实行的某些经济政策是有看法的，“最下者与之争”就是对当时的某些政策的批评。比如对“告缗”，他指出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充裕了，另一方面，由于大批工商业者破产，造成“民偷甘食好衣，不事畜藏之产业”（《平准书》），生产、经营的积极性没有了。

　　但是，司马迁也不主张完全的自流放任他认为过分放任，“网疏而民富”会产生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，竞相奢侈等现象，就会出现“物盛而衰”的局面（《平准书》）。商品货币经济的过分发展，也会产生兼并投机，去本趋末，影响农业生产。因此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，需要采取某些干预的措施。比如，他对计然（见范蠡）所讲的控制粮价以使“农末俱利”的干预措施，就是赞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