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对平均赢利率的观点

　　司马迁还认为，“庶民农工商贾”有同样多的本钱，都同样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。一个千户侯每年从一户征收二百钱，一千户即可取得二十万钱。农工商贾如果有一百万钱的本钱，就可以取得和千户侯相等的二十万钱的赢利。如果哪个行业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赢利，就不值得投资经营。

　　司马迁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，历朝历代都实行“重农抑商”经济政策，商人一般都被当作投机取巧分子、势利小人。但是司马迁却站在另一种角度提出了重视商业的观点，形成了市场经济理论，在当时及后世独树一帜。通过数千年的经验证实，“重农抑商”之路是行不通的。农业是虽然是国家的第一产业，但是只是基础产业，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推动力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发展，所以只有大力发展商业，才能真正使国家富强。

　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里充分肯定了人对物质欲望。各行各业的分工，物之贵贱，在司马迁看来，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，是符合“道”、“自然”的规律而运动的。每一个正常人都是有欲望的，追逐利益是人的正常心里活动，所以不能对趋利行为进行否定。“若水之趋下”，听其自然。他把追求物质利益看作是人生之唯一目的。因此，他说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！”无论王、侯、君还是匹夫编户，都在追逐利益。可见“利”牵动着每一个人的活动。为了说明这个观点，他还在《货殖列传》里对社会各个阶层对财富的追求做了深刻的解剖。

　　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对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挡之势，却并不鼓吹韩非的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。司马迁所阐发的“欲望论”乃至“富利论”，都带有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的全民性质，这即使与包括管仲和荀子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相比，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。

　　市场经济理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。首先，司马迁总结了在市场中商品价格起伏的规律。所谓一切商品皆是“贵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”，要想致富就要抓住这个规律“与时逐利”。这说明早在汉朝，司马迁就已经开始注意价值规律的问题，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，这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极为相似。

　　其次，司马迁肯定了竞争这种现象在经济生活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。“贫富之道，莫之与夺，而巧者有余，拙者不足”，要发挥市场的作用，就要合理的引入竞争机制。只有“有余”，“巧者”

　　才有前进的动力；意识到“不足”，“拙者”才有奋起直追的目标，进而“能者辐辏，不肖者瓦解”，即通过竞争使物质资本流通到最能创造价值的生产环节中，使劳动者、经营者自觉产生提高生产力的紧迫感。竞争可以促使人有危机感，适者生存这个理论在商品市场中也是格外适用，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和更高额的利润，一定会对产品质量、销售等环节进行改进，这就会直接促使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发展。

　　再次，在司马迁的货币理论中提到“唯币之行，以通弄上，其急则玩巧，并兼滋殖，争于机利，去本趋末。”他在肯定了货币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，还提出了一个尺度问题，也就是合理的利用货币的交换职能，避免出现那种投机取巧的“奸富”之徒。

　　此外，司马迁还指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。他认为：“（人)各劝其业，若水之争趋下，日夜无休，不招而自来，不求而自出之，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邪？”也就是说要在市场的环境下，用价格的变化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，使社会资源自然流动到最需要的环节中去，从而达到对生产资本的合理分配，也使国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急需的财物。

　　司马迁提出国家要对经济发展减少行政干涉，他认为行政干预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动力，社会经济活动是“人各任岂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……各劝其业，乐其事，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；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邪！”这里所说的道，就是客观经济规律。因此，他主张“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”政府需要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，但是过分的参与，是不利于市场的发展的。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引导，而不是直接的干预，这样可以使经济按照市场规律正常运行。

　　在“义”和“利”二者之间的关系中，是道德决定物质利益，还是物质利益决定道德，这是摆在我国古代思想家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司马迁的这种“义利”观是继承了《管子》的理论，并有所发挥。他在《货殖列传》的开头说：《老子》曰：“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必用此为务，挽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司马迁对老子宣扬的无欲、寡欲的义利观以及他向往的那种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社会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，认为是行不通的。他接着说：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吾不知己。至若《诗》《书》所述虞夏以来，耳目欲极色声之好，口欲穷刍豢之味,身安逸乐,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。俗之渐民久矣,虽户说以眇论,终不能化。

　　司马迁认为自有历史记载以来,人们都是重视和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生活的,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要求。所以,无论用什么高超的理论也无法改变人们求取耳、目、口、身、心之欲。

　　对于“义”和“利”，司马迁的回答是：“缘人情而制礼，依人性而作仪”。他还发挥了《管子》的思想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礼生于有而废于无”，“人富而仁义附焉”。司马迁的义利观阐述的十分清楚，那就是在道德观念和物质财富之中，物质财富起决定性作用，它是道德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，而道德观念是受物质利益制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