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苏轼集》补遗·尚书解十首
《苏轼集》补遗·尚书解十首
《乃言底可绩》苏轼
巧言令色，帝之所畏也。
故以言取人，自孔子不能无失。
然圣贤之在下也，其道不效于民，其才不见于行事，非言无自出之。
故以言取人者，圣人之所不能免也。
纳之以言，试之以功，自尧舜以来，未之有改也。
尧将禅舜也，曰：“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绩。”
底之为言极也。
《易》曰：“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”
可谓极矣。
君子之于事物也，原其始不要其终，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见其偏不见其全，则利害相夺，华实相乱，乌能得事之真、见物之情也哉！故言可听而不可行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，功可成而民不可安，是功未始成也。
舜、禹、皋陶之言，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。
呜呼！极之为至德也久矣。
箕子谓之皇极，子思谓之中庸。
极则非中也，中则非极也，此昧者之论也。
故世俗之学，以中庸为处可否之间，无过与不及之病而已，是近于乡原也。
若夫达者之论则不然。
曰：“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
非舜、禹、皋陶之成功，其孰能与于此哉！故愚以谓穷理尽性，然后得事之真，见物之情。
以之事天则天成，以之事地则地平，以之治人则人安。
此舜、禹、皋陶之言，可以底绩者也。
《塈谗说殄行》苏轼
《书》云：“朕塈谗说殄行。”
传曰：君子之所为，为可传、为可继也。
凡行之不可传、继者，皆殄行也。
尧舜之所塈也。
世衰道丧，士贵苟难而贱中庸，故邪慝者进焉。
齐桓公欲用竖刁、易牙、开方三子。
管仲曰：“三子者自刑以近君，去亲杀子以求合，皆非人情，难近。”
桓公不听，卒以乱齐。
齐桓，贤主也。
管仲，信臣也。
夫以贤主而不用信臣之言，岂非三子者似忠而难知也欤？甚矣，似之乱真也。
故曰“恶紫”：谓其夺朱也；“恶莠”：谓其乱苗也；“恶乡原”：谓其乱德也。
孟子忧之，故曰：“君子反经而已矣。”
君子之所贵，必其可传、可继者也。
是以谓之经。
经者，常也。
君子苟常之为贵，则彼苟难殄行，无为为之矣。
苟难者无所获，殄行者无所利，则庶民并兴，巧者不能独进，拙者可以自效。
吾虚心而察之，贤者可事，能者可使，而天下治矣。
《视远惟明听德惟聪》苏轼
甚矣，耳目之为天下祸福也。
《洪范》五事，为皇极之用，治乱之所由出，狂圣之所由分，风雨之所由作，五福六极之所由致。
故颜渊间仁，孔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
夫视听期于聪明而已，何与于礼。
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是礼也，何与于仁。
曰：视听不以礼，则聪明之害物也其于聋瞽。
何以言之？明之过也，则无所不视，掩人之私，求人之所不及；聪之过也，则无所不听，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或行焉。
此其害，岂特聋瞽而已哉！故圣人一之于礼，君臣上下，各视其所当视，各听其所当听，而仁不可胜用也。
太甲之复辟也，伊尹戒之曰：“视远惟明，听德惟聪。”
何谓远？何谓德？孔子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。
在人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。”
夫惟小之为知，又乌能及远哉。
探夜光于东海者，不为鲵桓而回网罗；求合抱于邓林者，不以径寸而枉斧斤。
苟志于远，必略近矣。
故子张问明，孔子既告之以明，又告之以远。
由此观之，视不及远者，不足为明也。
梁惠王问利于孟子，孟子告以仁义。
曰：“王何必曰‘利’。”
夫言利者，其言未必不中也，然君子不听，曰“言利者，必小人也。”
听其言必行其事，行其事必近其人，小人日近，君子日疏，求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
凡言苟出于利，虽中，小人也，况不中乎。
苟出于德，虽失，犹君子也，况不失乎。
由此观之，听不主于德者，非聪也。
《终始惟一时乃日新》苏轼
《易》曰：“天下之动，正夫一者也。”
夫动者，不安者也。
夫惟不安，故求安者而托焉。
惟一者为能安。
天地惟能一，故万物资生焉。
日月惟能一，故天下资明焉。
天一于覆，地一于载，日月一于照，圣人一于仁，非有二事也。
昼夜之代谢，寒暑之往来，风雨之作止，未尝一日不变也。
变而不失其常，晦而不失其明，杀而不害其生，岂非所谓一者常存而不变故耶！圣人亦然。
以一为内，以变为外。
或曰：圣人固多变也欤？不知其一也，惟能一故能变。
伊尹戒太甲曰：“今嗣王新服厥命，惟新厥德，终始惟一，时乃日新。”
新与一，二者疑若相反然。
请言其辨。
物之无心者必一，水与鉴是也。
水、鉴惟无心，故应万物之变。
物之有心者必二，目与手是也。
目、手惟有心，故不自信而托于度量权衡。
己且不自信，又安能应物无方日新其德也哉。
齐人为夹谷之会，曰：孔丘儒者也，可劫以兵。
不知其戮齐优如杀犬豕。
此岂有二道哉，一于仁而已矣。
孟子曰：“天下定于一，孰能一之？曰：不嗜杀人者。”
愚故曰圣人一于仁。
《王省惟岁》苏轼
论尧、舜之德者，必曰无为。
考之于经，质之于史，尧、舜之所为，卓然有见于世者，盖不可胜计也，其曰无为，何哉？古人有言曰：“除日无岁。”
又曰“日一日劳考载曰功。”
若尧、舜者，可谓功矣。
岁者，月之积也。
月者，日之积也。
举岁则兼月，举月则兼日矣。
日别而数之，则月不见，月别而数之，则岁不见。
此岂日月之外，复有岁哉。
日月之各一，人臣之劳也。
岁之并考，人君之功也。
故《书》曰：“王省惟岁，卿士惟月，师尹惟日。”
此上下之分，烦简之宜也。
禹之平水土，稷为之殖百谷，契为之敷五教，伯夷为之典三礼，皋陶为之平五刑，羲和为之历日月。
尧舜果何为哉。
今夫三百有六旬，分之以四时，配以之以六甲，位之以十二子，散之以二十四气，裂之以七十二候，昼不可以并夜，寒不可以兼暑，则气果安在哉。
惟其无在而不可名，寄之于人而已，不有此，所以为王省之功也。
日不立则月不建，月不建则岁不成，师尹不官，则卿士不治，卿士不治，则王功废矣。
故曰：“庶民惟星。”
星者，日月之所舍，所因以为寒暑风雨者也。
民者，上之所托，所因以为号令赏罚者也。
日月不自为风雨寒暑，因星而为节；君不自为号令赏罚，因民而为节。
上执其要，下治其详，所谓岁月日时无易也。
文王不兼庶狱，陈平不治钱谷，邴吉不问斗伤，此所为不易者也。
秦皇衡石程书，光武以吏事责三公，此易岁月而乱日时者也。
治乱之效，亦可以概见矣。
《作周恭先作周孚先》苏轼
周之将兴，必有断天之王，建都邑，立藩辅，以定天命而宅民心，为子孙之师。
亦必有命世之臣，考礼乐，修法令，以定国是而正风俗，为卿大夫之宗。
然后可以世世垂拱仰成，虽有中主弱辅，而不至于乱。
故曰：“孺子来相宅，其大惇典商献民，乱为四方新辟，作周恭先。”
“予旦以多才，越御事，笃前人成烈，答其师，作周孚先。”
国之所恃者，法与人也。
《诗》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
故周公以谓惇典而用贤，可以定国，后之言恭者必稽焉。
傅说有言：“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”
今不师古，后不师今。
故周公以谓我当与卿大夫士笃前人成烈，以答众心，则后之言信者必师焉。
夫以成王之贤，周公之圣，其所以为后世先者，不过于恭与信而已。
《诗》曰：“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
温恭朝夕，执事有恪。”
闵马父曰：“古之称恭者，曰自古，曰在昔，曰先民，其严如是。”
愚以是知恭之大者，盖尧之允恭，孔子之温恭，非独恭世子之恭、楚共王之恭也。
成王以是为后世先也，不亦宜乎。
“大有上吉。
履信思乎顺。
又以尚贤也，是以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”
又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
信之为德也，重于兵而急于食，周公以是为后世先也，不亦宜乎！《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》苏轼
毫末之木，有合抱之资，滥觞之水，有稽天之势，不可谓无是理也。
理固有是，而物未必然。
此众人之所以不信也。
子思有言：“君子之道，始于夫妇之所能，其至也，虽圣人有不能。”
故孟子曰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。”
人之能为尧舜，历千载而无有，故孟子之言，世未必信也。
众人以迹求之，故未必信，君子以理推之，故知其有必然者矣。
孔子曰：“惟上智与下愚下移。”
而《书》曰：“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。”
此二言者，古今所不能一，而学者之所深疑也。
请试论之。
滥觞可以稽天，东海可以桑田，理有或然者。
此狂圣念否之说也。
江湖不可以徒涉，尺水不可以舟行，事有必然者。
此愚智必然之辨也。
夫言各有当也，达者不以失一害一，此之谓也。
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之。
使太甲粗可以不乱者，伊尹不废也。
至于废，则其狂也审矣。
然卒于为商宗。
周公曰：“兹四人迪哲。”
盖太甲与文王均焉。
明皇开元之治，至于刑措，与夫三代何远。
林甫之专，禄山之乱，民在涂炭，岂特狂者而已哉。
由此观之，圣狂之相去，殆不容发矣。
《庶言同则绎》苏轼
《书》曰：“出入自尔师虞，庶言同则绎。”
虞之为言度也，出纳之际，庶言之所在也，必得我师焉。
夫言有同异，则听者有所考：言其利也，必有为利之道；言其害也，必有致害之理。
反复论辩廷议，而众决之：长者必伸，短者必屈焉；真者必遂，伪者必窒焉。
故邪正之相攻，是非之相稽，非君子之所患。
君子之所患者，庶言同而已。
考同者莫若绎，古者谓绎，丝者必求其端，究其所终。
《太甲》曰：“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。
有言逊于汝志，必求诸非道。”
《君陈》之所谓绎者，《太甲》之所谓求也。
孙宝有言：“周公大圣，召公大贤，犹不相说，著于经典，两不相损。”
晋王导辅政，每与客言，举坐称善。
而王述责之曰：“人非尧舜，安得每事尽善。”
导亦敛衽谢之。
古之君子，其畏同也如此。
同而不绎，其患有不可胜言者矣。
《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》苏轼
天下之事，古略而今详，天下之官，古寡而今众。
圣人非有意于其间，势则然也。
火化之始，燔黍捭豚，以为靡矣。
至周而醯醢之属至百二十瓮。
栋宇之始，茅茨采椽，以为泰矣。
至周九尺之室，山节藻棁。
圣人随世而为之节文，岂得已哉。
《周书》曰：“唐虞稽古，建官惟百，夏、商官倍，亦克用乂。”
圣人不以官之众寡论治乱者，以为治乱在德，而不在官之众寡也。
《礼》曰：“夏后氏官五十，商二百，周三百。”
与周官异，学者盖不取焉。
夫唐虞建官百，简之至也。
夏后氏安能减半而办，此理之必不然也。
孔安国曰：“禹、汤建官二百，不及唐虞之清要。”
荣古而陋今，学者之病也。
自夏、商观之，则以官百为清要。
自唐虞而上云鸟纪官之世而观之，则官百为陋矣。
未岂然哉。
愚闻之叔向曰：“昔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。”
故子产铸《刑书》，而叔向非之。
夫子产之《刑书》，末世之先务也。
然且得罪于叔向。
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简矣。
先王任人而不任法，劳于择人而佚于任使，故法可以简。
法可以简，故官可以省，古人有言，省官不如省事，省事不如清心，至矣。
《道有升降政由俗革》苏轼
武王克商，武庚禄父不诛矣，而列为诸侯。
周公相成王，武庚禄父叛，殷之顽民，相率为乱，不诛也，而迁之洛邑。
武王、周公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
曰：“群饮，汝勿佚，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。
商之工臣，乃湎于酒，勿庸杀之，姑惟教之。”
非至德能如是乎。
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，至康王之世三十余年矣。
世变风移，士君子出焉。
故命毕公曰：“道有升降，政由俗革，不臧厥臧，民罔攸劝。”
始则迁其顽者而教之，终则择其善者而用之。
周之于商人也，可谓无负矣。
夫道何常之有，应物而已矣。
物隆则与之偕升，物污则与之偕降。
夫政何常之有，因俗而已矣。
俗善则养之以宽，俗顽则齐之以猛。
自尧、舜以来，未之有改也。
故齐太公因俗设教，则三月而治。
鲁伯禽易俗变礼，则五月而定。
三月之与五月，未足为迟速也，而后世之盛衰出焉。
以伯禽之贤，用周公之训，而犹若是，苟不逮伯禽者，其变易之患可胜言哉！
